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针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反映出的问题，健全完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和责任体系，健全完善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的制度机制，坚决纠正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等执法司法突出问题。
以互联网金融平台为例，只有那些具有公共性和多边系统特点的复杂平台才应进入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范畴，因此，应按照互联网金融平台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关联度划分不同层次，确定不同的监管路径。事实上，互联网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任何人只要接通了互联网，就等于默认进入了一个公共领域，因此甚至有学者主张将大型数字企业作为一种新的公用事业进行管制。
对场景内监管的重点在于监管转型，实质在于监管创新，旨在通过监管转型和创新切实改进监管。[24] 王磊：《个人数据商业化利用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法律科学》，2021年第5期。[18] 王晓晔：《数字经济反垄断监管的几点思考》，《法律科学》，2021年第4期。6.网络平台治理失灵的救济机制 网络平台凭借其技术、数据优势形成新兴商业模式，形成内部治理模式。2.网络平台的公共利益特质及其差异化监管 近年来，围绕着大型互联网平台爆发了一系列事件：从蚂蚁集团国内上市到滴滴赴美国上市的争议，从Facebook拟发行Libra超主权货币到美团被市场监管总局重罚事件，再到华为与腾讯、顺丰与菜鸟之争，以及新浪微博诉脉脉案等，大型网络平台涉及的争议已经成为跨国性、跨领域、多元化的复杂现象，影响着我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和政治生态。
法律通过介入平台企业的微观管理，为平台的自律性规制设定外在制度约束、最低要求和绩效目标，同时为平台企业保留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引导企业以创新战略改革内部自治生态。在人类历史上，技术上最伟大的胜利与最大的灾难几乎并列[33]。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
乡村振兴过程中各种纠纷不可避免，如征地拆迁纠纷、土地确权纠纷、农民工薪金纠纷、财产继承纠纷、环境整治矛盾等。因此，需要从法治上在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对农民进行赋权，在人才保障领域依法施策，实现民生法治保障。应该说，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乃至于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导致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从而导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然是城镇化面临的一大难题。受制度约束，可用于产业发展的农村建设用地的来源不多，从宅基地管理中寻找空间成为政策调控和乡村发展的方向。
这些条文都强调依法自治机制的有效运行，为法治保障村级民主治理提供了依据。资源投入的效率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我们讨论促进乡村振兴的基层法治，应当以集聚提升类村庄为基础，兼顾其他类型的村庄。外生型民间组织除了在个案中帮助特定对象外，更加重视对外倡导，体现组织发起者的理念，重视影响政府决策、启发公众意识、引导社会舆论。乡村振兴战略中大量的措施，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农村和农民的权益。我国农村宅基地长期坚持集体所有、成员使用、一户一宅、无偿分配的原则。
并具体规划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逐步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轨。个别人的异议一般不会导致治理无效，具体事务按照程序在治理上容易达成决定，也可以顺利执行，异议不会构成有力的障碍，但可能带来新的治理问题，例如异议者的上访。农村建设用地对于乡村振兴至关重要，第二、三产业发展需要建设用地，公益性事业、公共设施都需要占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例如，河南汝南县的宋庄村发展大棚蔬菜产业，大棚要求150米长，东西朝向，但宋庄村的家庭承包地是南北朝向的，不符合大棚建设要求，村委会于是通过调整土地经营格局来回应需求。
如果县乡可以聚集的财政收入有限，其实现乡村振兴的能力就具有局限性。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之后，能够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
目前，在中国的所有城市，人们可以自由往来、务工、经商、居住，但大中型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往往与户籍关联在一起，没有该城市的户籍就无法享受与市民均等的公共服务。修路修桥、水利设施、饮水工程、蔬菜大棚等，在公共项目落地时，说服占用土地的相关农户同意，就非常重要。
[8]具体法律制度意涵，可参见陈小君：《宅基地使用权的制度困局与破解之维》，《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71-72页。乡村振兴的很多项目由上级政府投入，虽然项目与村庄利益密切相关，但事务流程疏离于村庄具体时空，与村民缺乏直接利益关联，因此难以受到村庄内部的监督，甚至村民难以获取事务的有关信息。随着年龄增大，进城发展的农民也可能返乡务农，成年的子女则继续外出务工，从而形成根据家庭生命周期调整的接力型家计模式。采取政府购买服务、设立项目资金、补贴活动经费等措施，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扶持力度，培育为特定群体服务的基层社会组织。从经济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来看，人才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在时代中是逆向的。多数决根据程序不难作出，但让所有人接受总是存在困难，清除障碍需要强制力，而村级组织缺乏合法强制力。
这类事务容易有两种相反的结果出现，一种是障碍无法清除的一人决，一种是侵犯个别人权益的侵权决。三是各种农村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可以通过民间调解、人民调解、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渠道化解。
这在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将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目的就是顺应城镇化发展的需求。乡村振兴的地权法治保障还有很多方面，例如土地增值收益分享的法治保障，即保障土地城市化的发展收益中更多用于乡村。
[30]应星：《迎法入乡与接近正义——对中国乡村赤脚律师的个案研究》，《政法论坛》2007年第1期，第79-94页。[3]孙明扬：《基层农技服务供给模式的变迁与小农的技术获取困境》，《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3期，第51页。
中国的村庄大致规模是：人口数千人，土地数千亩，人均耕地1-2亩，户均10-20亩耕地。组织的发起人和从业人员是因为共同的目标或兴趣、专业而组成的共同体，他们往往出自某个行业或活动领域，共享一套专业性较强的知识，并将之作为向公众普及和宣传的内容。例如，依法赋予乡镇（街道）综合管理权、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强化其对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在乡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民群体分化的背景下，需要国家输入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建立完善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二是个人和家庭的社会保障。然而，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滞后，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业致富的空间始终不大。
目前，广大乡村地区已经建立完善的多元权益救济渠道，这些渠道的有效运行需要健全的法律服务体系。同时，农业公司往往能够捆绑政府吸附大量的农业资源，普通农户无法分享国家农业投入，进而被农业资源体系边缘化。
第三，执行人员被社会势力俘获，不能忠实于执行目标。这种基层社会组织的实践融合了正式、半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资源，是其能够发挥治理作用的重要机理。
公共品供给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村级民主治理的内容、特征、症结因此有所不同。第45条指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导和支持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健全村民委员会民主决策机制和村务公开制度，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能力。集体成员身份是获得宅基地的身份基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相应的基层法治需要全面推进。
宅基地制度的初衷是保障农民的基本居住。内生型民间组织具有鲜明特征：第一，内生需求导向。
2021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口号。在此意义上，所有的权利都需要政府的积极行动来保护，实施权利的成本都可以记到政府履行相应义务的账上。
在这些政策推动下，农村宅基地、集体公益性用地、经营性用地可能会被打通，农村建设用地还可能入市获得与城市建设用地类似的地位和用途。《乡村振兴促进法》第42条指出，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应当在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实行村民自治，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并应当接受村民监督。
